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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，韩非子就在《六反》中记载了“父母之于子也，产男则相贺，产女则杀之”的现象。重男轻女古来有之，政府都要出手管制，始皇就规定了，擅自杀孩子，黥为城旦舂。

    到了宋代，时代变了，杀婴的习惯没变，而且随着政策逐渐演变成男女皆溺的社会风气。土地兼并带来大量的贫苦农民，农民之上还有赋税，二十至六十的男子都需要缴纳身丁钱，从里到外把人剥削干净。

    人越多，日子越苦，自然没人让孩子活下来。从被贬的苏轼到朱熹父亲，一代代的文人见证着百姓溺婴。士大夫们觉得悖绝人伦，要求官府禁止，可政策不变，民间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，只剩下许多婴儿溺亡于水盆，民间称之为洗儿。

    再加上部分地区的分家习俗，厚嫁之风，能找的理由找尽了，能溺的婴儿自然也溺尽。后世提起宋朝，只要不提靖康，看见的都是东京梦华，然而底层百姓与幽冥亡魂，无论什么时代，都是一样的。】

    赵祯求亲生孩子求得疯了魔，听闻民间溺婴成风倍感痛苦。他召官员询问，得知不举子之习流毒甚广，东南一带只育两子，甚至有“计产育子”的说法，以家产多少衡量能养育几个孩子，多的便要溺杀。

    “这样一来，甚至不止贫民，富户也要杀婴了？”官家恻隐之心大动，可国税不能轻动，地方风俗又不是那么好纠正，思虑再三，选择拨出大笔款项在民间修建育婴堂。

    下首官员皆出言劝阻：“恐无法根治，又助长弃婴之风。”

    仁宗陛下踌躇再三，叹息道：“罢了，先这样吧。”

    多年后同一个位置上，赵煦摔了满地奏书冷笑：“千座义仓万石补助，不如一条严明律法与合理税政来得有用！”

    天幕上，苏轼正写信给友人，为所见的溺婴行径食不下咽；天幕下，神宗坐在皇位上，无力地看王安石与司马光打嘴仗。

    “丁赋害民，差役更是为祸深远，百姓无法承受。劳役不均，土地无人耕种，不若改良，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。府库丰则民活，溺婴之风也可遏止……”

    “你以为这样便能增加官府收入？所谓募役本就是无稽之谈，免役钱更是空话，地方官员根本不可能如设想一般老实，无钱无粮，更是民怨沸腾！”

    赵顼原本还跟得上，结果这二人从役吵到钱，从民争到兵，从溺婴之风论到靖康之耻，越说越深越谈越广，争到最后大半个朝廷都参与了进去。

    皇帝咳了一声，换来两道目光：“陛下！”

    天子听了大半日实在说不出什么，在臣子中搜罗许久终于找出个能发言的，试图将话题转回来：“既然天幕说子瞻曾见民间溺婴，就由他来说吧。”

    苏轼出列，吟了首唐人的哀囝诗，叙些整顿政策，皇帝看他他看皇帝，赵顼盯了半晌终于回过神，啊，如今的苏轼还没有被贬过。

    【至于明清，东南一带男多则杀其男，女多则杀其女的状况改善了，基本只杀女婴。

    明朝江西地方志记载了当时民间的传言，初胎生女，不溺则必连育三女，得子必迟，所以头胎生了女儿要立即抛弃，否则生不出儿子。等到大清，地方志溺女婴的常用词已经变成“多”、“盛”、“风”，十二省都有溺女婴的习俗，整个王朝一起烂完了。

    不得不感叹，人在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方面真是天赋异禀。生了女儿，溺死她要从嫁妆说到儿子，从口粮扯到来生，亲手杀了她，还打着指望来生转投富贵人家的名号。

    非要从迷信角度来说，为了孩子杀孩子，难道不怕冤孽和罪责报应在他们殷切期盼的儿子身上么？

    一家有女百家求，对应的是百家有女一家留。发展到这个程度，官方必然要严格管束，宪宗时期，浙江训导郑璟上疏言溺女婴事，天子曰，人命至重，若有产女溺死的人家，允许邻里之间举报，溺婴之人将发戍远方。

    大明律法也规定，父母杀子孙，家长杀奴婢，仗七十，徒一年半。